一个充满创造力、活力的世界本身就是启发的源泉，它促使我们打破对“正确人生”的既有想象，去看到内在的成长动力，去发现那些我们从未敢尝试的可能。
在当今社会，似乎为每个人都预设了人生的标准答案，从求学、工作到结婚、生子，每一步都被严格规划。这些看似精心规划的标准答案，实则像一道道沉重的枷锁，让我们在追求所谓 “正确人生” 的道路上，不由自主成了顺从的“答题者”，害怕偏离所谓的“常规”。
当代社会学家、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曾在一次对谈中表示：“在流动的现代，‘自我实现’的观念已经得到更新。流动的现代境况要求我们灵活变通——对此，我们只能服从。”
身处流动的现代，所谓的标准答案已经不再是丈量自我的唯一标尺。世界本是多元且充满无限可能的，当我们把世界作为参，会发现答案也充满无限可能。
《奇葩说》中的人气学者刘擎携手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副教授严飞，共同创作了《世界作为参》这本“解惑之书”。两位学界精英凭借自身深厚的学术功底与丰富的人生阅历，在书中展开了八次深入且富有启发性的对话。从教育的本质到旅行的意义，从乡愁的情怀到对痛苦的思索，这些对话犹如八把钥匙，开启了当代人探寻自我认同的大门。通过这一系列的探讨，两位学者旨在助力那些深陷精神内耗的年轻人，在“盲目内卷”与“消极躺平”之间，开辟出一条全新的人生路径。
第三十九期「翻翻书·写写字」的征集就为大家带来这部横跨哲学与社会学，关于现代社会内卷现象反思的作品《世界作为参》。
以下内容摘自《世界作为参》，编辑过程中略有删减，经出品方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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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的8月，我和刘擎老师共同作为哈佛燕京学者，相逢在波士顿的哈佛园。
我们有将近一年的时间，参与到哈佛燕京学社以及哈佛大学组织的各种学术活动之中，这让我们倍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渴望着智识上的精炼和提升。
与此同时，我们又都觉得有必要为我们这一年所经历的，留下一些记录与反思，于是便萌生了用对话的形式来展现这一旅程的想法。我们每次挑选一个主题，再在哈佛园里找一处安静的角落，两个人坐下来，一个从哲学的角度，一个从社会学的角度来交锋探讨。我们一开始先用视频记录下这些对谈，希望捕捉讨论的即时性与生动性；之后，我们再通过文字的方式将这些对话补充、梳理和体系化，最终凝聚成了这一本小书——《世界作为参》。
这本书不仅是我们这一年来思想探索的见证，也是我们试图突破自身认知局限、与外部世界建立更深层次联系的尝试。通过跨学科的对话形式，我们希望展现出哲学与社会学如何在不同的视角下彼此补充，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充满复杂性和多样性的世界。每一次对话，既是对我们个人学术道路的回顾，也是对当下世界的反思与回应。
我们最早设定的书名叫作“明日的世界”，这不仅仅是对茨威格《昨日的世界》的致敬，更是因为在我们的“昨日的世界”里，三年疫情所带来的无奈与伤痛，在今日的世界重新出发，并去展望一个充满希望的明日的世界。
但“明日的世界”只是一个希冀、一个愿望，是我们尚未到达的一个未来。要达至这个未来，我们光有期盼是不足够的，还需要行动，需要在当下做出改变。
今天，我们常常陷入一种被动的状态，似乎被社会预设了人生的标准答案——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特定的期待：你应该按照“人生就该如此般”地去求学、工作、结婚、生子，所有的步骤都被安排得井然有序，任何的偏离都被视为错误或失败。有没有看过安迪·霍沃尔那组著名画作《金宝汤罐头》？我们每个人都是货架上的罐头，高度同质，有个保质期——到了35岁，工作的保质期过了，就找不到工作；到了40岁，婚姻的保质期过了，就找不到爱人。
我们像罐头一样活着，被规训成了顺从的“答题者”，从不怀疑人生这道“题目”的标准答案。我们被告诫不要质疑社会的标准，不要表达“过分”的意见，不要偏离“常规”的生活方式，仿佛所有人都必须按部就班地活在既定的框架内，毫无例外。
鼎点娱乐
可是，人生并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真正的“答案”其实存在于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之中鼎点娱乐。
世界是多元的、复杂的，它充满了意想不到的可能性。我们不能再单一地依赖那些被系统规定的答案，而应将整个世界作为一种开放的“参”。它不仅包含了无数种可能的路径，更为每一个个体提供了选择和重新定义人生的机会。一个充满创造力、活力的世界本身就是启发的源泉，它促使我们打破对“正确人生”的既有想象，去看到内在的成长动力，去发现那些我们从未敢尝试的可能。
但是，要让世界成为真正的“参”，并不仅仅是从观念上接受它，而是需要我们采取行动去与世界建立联系。行动是关键，它使我们超越固有的自我限制，打开通向一个多元、开放、向上生长的世界的大门。
毫无疑问，世界就在我们身边，机会和可能性无处不在。然而，为什么我们时常会看不见这个充满生机的外部世界？甚至有时候，我们明明看见了，也假装自己没有看见，对它避之不及？
感知，或者说我们对世界的感知能力，正是症结所在。我们将自己封闭在惯性的认知框架中，在不断的自我沉迷下，导致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变得越来越僵化和局限。这种思维桎梏让我们难以看到世界的丰富与多样，甚至阻碍了我们与外部世界建立起真实的联系。
英国艺术评论家约翰·伯格（John Berger）曾说：“我们只看见我们注视的东西，注视是一种选择行为。”换句话说，感知世界的过程并非被动接受外界信息，而是通过我们内在的结构性认知框架来筛选与解读。当我们注视某一事物时，我们所“看见”的，往往是符合我们已有理论、经历或期待的东西。我们的注意力被固有的认知结构所引导——这些结构可能源自我们对于阶级、性别、文化背景或自我意识的深刻认知。它们构成了我们理解世界的背景，也成为我们拥抱世界的屏障。
在这种情况下，感知世界的过程变得狭隘且自我中心化。当我们以固有的视角去套用解释外部世界时，实际是在重新塑造外部事物以符合我们内心的期待，因为这让我们感到熟悉，感到安全。我们并非客观地解读世界，而是在通过自己认知的棱镜生造出一些似是而非的“意义”，强加一些解释，从而无形中对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造成扭曲。
这种扭曲带来的是对外部世界的一种简化和固化。世界的复杂性被压缩进了我们的认知模板中，我们失去了对不同声音、不同生活方式和不同文化的敏感度与包容性。我们看不见的，是那些与我们经验不符的真实存在；而我们“看见”的，则是被认知框架过滤后的世界投影。如此往复，使突破自己的视角，真正理解外部的多样性和动态性，成为一种挑战。
正因如此，穿透固有的视角、重建感知的能力，成为我们重新发现世界并将世界作为参的关键。
在这层意义上，“世界作为参”，它不再是一个愿景，而是一种指向，蕴含着行动的力量和召唤，是对我们如何感知、理解和参与世界的挑战。我们需要迈出第一步，重新审视自身的认知框架，主动开放自己的感知能力。世界的多样性不仅需要我们去看见，更需要我们有意识地质疑和重构自己的理解方式。只有当我们突破自身的认知限制，把世界作为参，才可以打开通向多元世界的大门，从而真正拥抱那些未被预设的诸种可能性。
严飞：另外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既不应该活在理所当然的惯性思维中，觉得未来一定都是增速前进的，也不应该过度地去粉饰那个昨日的世界。因为我们常常对历史会有滤镜，觉得过去都很美好，但是再繁华的年代，也有人被时代列车抛在后面。我最近追了电视剧《繁花》，1990年代宝总的上海和黄河路是那样的繁花似锦、激动人心，似乎人人都可以像宝总一样去赚钱，像汪小姐一样在市场经济里闯荡出一番新天地。可是，1990年代的东北那可是“漫长的季节”，重工业凋敝之下，大量的职工下岗找寻不到出路，甚至在上海也有大量的纺织工人下岗。
刘擎：《繁花》热播，我还没来得及看，就听听大家的议论。有一种说法很流行，就是说“50后”和“60后”那一代人，赶上了1990年代“繁花”盛开的好时代，那时候在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的大潮中，只要努力都会成功，运气好的还会暴富。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一代人也在改革开放之前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期，当时并不知道1978年会开启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对于这一代人来说，不仅有电视剧《繁花》中的那个“昨日的世界”，那个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还有“前天的世界”（小说《繁花》中有但未被电视剧纳入的时期）。那在“前天的世界”里他们在做什么呢？我突然想“50后”那一代人，比如说陈嘉映老师，他正好比我大10岁。他们在20岁出头的时候，形成了一个阅读和交流的小群体，根本没有指望能上大学。他们当时的精神力量来自哪里呢？我自己在上初中的时候，只知道我的命运是中学毕业之后到某个地方去插队，最大的心愿是插队能到一个气候相对好些的地方，完全没有想到有一天能通过高考上大学。在1970年代“前天的世界”里，我们根本没有指望过1990年代“昨日的世界”里那种运气，但重要的选择在于如何做才不是虚度年华。我觉得，就是要去做所有年代都值得做的事情。我在后面可能会展开谈谈这个想法。
严飞：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以后见之明去回望历史，把今天所遭遇到的种种痛苦、焦虑、挫败、沮丧的心情投射到昨日，觉得在昨日的世界里面也许这一切的沮丧都可以消失殆尽。这是一种选择性遗忘，只刻意地去记住那些昨日的美好。
刘擎：那么，回到开始提出的问题：这次重读茨威格《昨日的世界》对我最大的启发是什么呢？我想说，人道主义、和平主义和世界主义，以及人对自由的向往，这些不仅是值得追求的价值，而且是在每个年代里都值得争取的目标。茨威格相信，无论在什么年代，文化上的探索、人类和平与人道主义都是值得奋斗的目标。“二战”爆发前夕他在英国，从伦敦搬到偏远的小地方去，专注于写作两卷本的巴尔扎克传记（《巴尔扎克传》）。他认为，这就是我本来应该做的事情，哪怕现在英国宣战了，我还是应该做这件事情。
当下的境况有这么多变数，如此不确定，原有的预期可能会落空。前几年考上大学的年轻人，有些能进“985”或“211”这类学校，本来指望会有一个好的工作，这是合理的期待。但当这个前景不那么明朗的时候，好像生活突然失去了方向，失去了意义感。但是让我们想一想，如果本来就没有这样一个可期待的前景，你又应该做什么？当然，顺境转为逆境相较于逆境变成顺境会有相当不同的体验。可是，想想“50后”与“60后”那一代人，在历史条件的约束下，在整个群体没有多少选择的境遇中，仍然有不少人没有虚度年华，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后来我发现，即便处在困境甚至绝境之中，即便在前景不明、方向未定的时候，最能赋予你强健生命力的方式，就是选择去做那些在所有年代、在所有历史条件下都值得做的事情。比如锻炼身体；比如阅读、写作和思考，关心公共事务，提高自己的分析判断能力；比如像匠人一样耐心磨炼一种技艺，日臻完善；比如去外地旅行，看大千世界；比如认真与人交往鼎点娱乐，寻求知己，体会深情厚谊……所有这些活动，不只让自己能够更好地应对困境与剧变，而且这些活动和体验本身就是好的，实现了生命的内在价值。这也正是茨威格终其一生所做的事情。
那么，现在的年轻人应该如何应对前景不明的未来？我相信，就是去做在所有年代都值得做的事情。正像你最近策划的那个节目，在回顾2023年、展望2024年的时候，你问了很多人，好多人的回答实际上暗含着这个观点，即便没有明确说出。我刚才提到陈嘉映老师那一代，还有北岛创办《今天》的年代，他们何曾想到他们的阅读和写作将来会成为一个正经的事业。所以，大家就去做自己喜欢与值得做的事情就好。如果你有某种技艺，比如喜欢做家具，它本身就是好的；如果喜欢阅读，它本身就是好的；如果喜欢唱歌、跳舞，你有才艺，愿意做短视频，这本身就是好的。说不定哪一天这些活动会给你带来实际的回报，但是即便没有实际的回报，这本身就有价值，不仅让你快乐，而且会让你获得对自己的肯认，赋予生命的意义感和价值感。当然，价值感最好是说我把这个事情做了，同时带给我一笔收入。钱很重要，但金钱不是一个非常可靠的意义来源。让你和周围的小伙伴们一起去做自己认为值得做的事情，哪怕一起打游戏，也能够体验到自身的活力、智性和热情，这些就是好的事情。我再概括一下重读茨威格的感受，就是在任何处境下，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唯一能够拯救我们意义匮乏的方式就是，做那些在所有境遇中、在所有时代都值得做的事情，你坚持做下去，未必能够给你实惠的金钱或物质的回报，但它能在精神意义上鼓舞你，成为一个更丰沛的生命。
严飞：非常喜欢刘老师这个观点——选择去做那些在所有历史条件下都值得做的事情。我想再稍微补充一些现实的案例，就是应该具体怎么做。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我们和很多年轻人进行了访谈，问他们这一年的经历和心态，前面我们提到很多年轻人会觉得2023年好像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但实际上他们也做了很多事情，也都进行了翔实的记录。
刘擎：我也看到了，你策划的这个视频有很多年轻人参加，其实对我有很大的鼓舞。有的人说“我今年就是要减肥20斤”，有的人说“我就是要登山”，还有年轻人高喊“我要去谈恋爱，不管有没有结果，我都要去谈”。这是值得钦佩的强健的生命力。还有人说“让我挣钱吧，我就是要挣钱”，这也很好，下决心想办法去挣钱，不管这个处境多艰难，要打开思路，想办法，穷尽自己的智慧，只要认定一件事情，手上有事情做，总是好的。
严飞：对，我看到还有大量的留言，说“我今年读了30本书”“我今年读了50本书”；“我今年在读一本书的时候，我的亲人正在医院里接受治疗，家庭遭遇到了一些重创”；“我今年开始认真地去自我解剖，开始学习心理学”。我会有一种感觉，今天的年轻一代对自我的关注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喜欢通过学习心理学，来了解自己、治愈自己，同时还会疗愈自己和伴侣之间的关系、和原生家庭之间的冲突，而这些都是在昨日的世界里不太会想到要去做的事情。
刘擎：我就觉得，在时代的节奏放慢下来的时候，人生当中很多重要的、以前被急功近利的大浪潮所遮蔽的东西就会浮现出来，让我们去直面、去思考：如果生命已经到了晚年，也不一定特别想追求什么现实的功名利禄，那时候对你来说，什么事情是最有价值的？慢下来的时候，年轻人更有可能去寻找那些对自己生命更有价值的事情去做。就是说，在一个发展快、机会多的时期，更有利于去追求现实功效的目标；而在慢的时代里，可能应该做更具有内在价值的事情。这也是每个人需要自己平衡和调整的选择。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是否过于高谈阔论了，是不是能带给年轻人一些有用的启发。
严飞：刘老师谈的这一点，让我想起德国哲学家斯文娅·弗拉斯珀勒（Svenja Flaßpöhler）的著作《敏感与自我》（Sensibel），这里也向大家推荐一下。这本书里明确提出我们今天的社会是一个高度敏感性的社会，在敏感性社会里面，每个个体无论是心理层面还是道德层面都变得更加敏感，比如对贫富差距的敏感、对性别议题的敏感等。从积极的一面看，这种敏感会推动我们对于底层普通人的关注、对平权运动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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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擎：就是以前可以接受或漠视的，现在就不能接受了，我们必须要有反应，这是敏感性的一个表现。
严飞：今天的年轻人会接收到来自不同维度的信号，变得更加敏感，更容易陷入焦虑。他们面临的信息爆炸和社会压力是前所未有的。比如，他们会不断地将自己的和父母那一代的生活经历进行对比，思考为什么在生活条件明显改善的情况下，工作机会却变得越来越少？他们也会与那些家庭条件更优越的同龄人相比，质疑为什么有些人一出生就在罗马，但另一些人却拥挤在通往罗马的路上。这种持续的比较和竞争感，不仅来源于现实生活的直接观察，还被社交媒体所放大。年轻人每天都在滑动手机屏幕，看到的都是别人精心策划的生活片段，这种视觉和心理的冲击使他们对自己的现状感到不满和焦虑。未来怎么办？既然卷不动也躺不平，只能成为45度斜杆青年，在躺平和振作之间反复寻求平衡。
刘擎：刚才严老师说到敏感性，整个现代就是敏感。我们以前可能好多事情都可以忽视和漠视，可以说对于个人权利的敏感性，就是因为人都变得“娇气”了。文明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让人能够娇贵，变得更为敏感。但敏感性带来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对人类的疾苦，包括对他人和自己的疾苦有更加强烈的反应；但另一方面也会带来脆弱，因为你敏感了，你会脆弱。所以有位日本学者写了本书提倡“钝感力”。但钝感不是麻木，敏感和钝感是可以共存的。其实我们知道，面对生活的各种困境，既需要敏感，也需要在敏感之后有很强的理性来分析和澄清，你能够舍弃什么，什么是你最重要的，才能帮助你做出选择。选择对自己最重要的价值，这就是忠实于自己最根本的意愿。
人是通过自己的遭遇和叙事来建构自我的，自己的故事发展和改变，就是自我重构的过程。在平稳的时代，每个人的故事相对稳定，自我重构是缓慢的，也是相对顺畅的。但在最近几年，似乎每个人都急促地重新寻找自我，重新构建自我。这种仓促造成某种茫然的困境。应对困境的关键，是要澄清自己：什么是我最根本的关切，什么是我最本真的意愿，这不只需要理性的反思，还和自己的感受息息相关。最终去发现，对你来说最有价值的、值得做的，在所有的处境中值得追求和努力的事情。
严飞：在刘老师的基础上鼎点娱乐，我还想再补充一点。我们不仅要重建自我，而且还要重建连接，人和人之间真实的连接。在数字时代，社交媒体、即时通信软件已经成为我们人际交往的路径依赖，可是人和人之间的社会临场感却消失了。如果今天我和刘老师不是面对面地坐着聊天，他在网络一端，我在网络另一端，我们的交流就不会有火花碰撞的感觉，这就是一种社会临场感的下降。当每个人都变成了“符号”和“头像”，我们就无法即时感知到人和人交往过程中具身的社交线索，遑论去捕捉到那些转瞬即逝的情感流动。
我们当然可以通过网络的技术和远端的亲人、朋友、陌生人进行聊天，这意味着我们有了突破空间束缚的能力，千里之外触“屏”可及。但是，这种穿透空间的相聚所形成的“数字群”并不是内聚的。基于“符号”的相聚完全没有群体性的思想，无法发展出“群体性”的凝聚力，因此也就无法发展成“我们”，具有强烈团结度、凝聚度的“我们”。在技术带来的“云端”交往蓬勃的同时，反思“数字群”所指向的“在群中”，又丧失于“群中”的危机，就显得尤为必要。而基于这一反思，回到身体本身，去认识我们周围的小世界，去重拾我们在社区、邻里交往中的社会往来和交谈，也就显得尤为紧迫。此刻，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必要去重新建立人和人之间真实的连接。而这种连接建立，最关键的一环，就在于年轻人走出来，不断地创造出很多新鲜有趣的活动，重新去制定一些游戏的规则。
严飞：年轻人有着创造火花的力量，很多年轻人也真的很想从自己固有的圈层里走出来，发现自己的社区，发现身边的小世界。之前我曾前往深圳，花了一段时间，调查一个城中村改造项目。在当地一个大地产商的改造下，这个城中村演变成了泾渭分明的两个世界：一边是依旧保留有传统居住风格的城中村，我们可以说是昨日的世界；另一边是经过现代化装潢的时髦洋气的小楼，很多“网红”在打卡，是一个今日的世界。这两个泾渭分明的世界，用一条小街隔开来。
在昨日的世界里，有一间略显陈旧的小卖部。小卖部的主人是一位上了年纪的阿婆。然后四五米外一条小街之隔的对面，就是富丽堂皇的今日世界，是一栋门禁森严、被密码锁层层封闭起来的青年公寓。通常，我们会觉得住在公寓里的青年人和这位阿婆不会有什么交集。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在小卖部门口，阿婆摆了两三把椅子；在青年公寓楼下进门的地方，也有六七把椅子。这些椅子是用来做什么的呢？阿婆告诉我，这些椅子是为大家聊天准备的。住在小卖部对面青年公寓里的年轻人，很多都是在深圳打工的“深漂”。他们之中，很多人在下班以后，把包往公寓里一放，吃完晚饭就下来到楼下，坐在小椅子上。
严飞：不喝茶，就坐在小椅子上聊天。我去调研的那段时间，正值深圳比较舒服的季节。晚上八九点，很多人可能才吃完晚饭，就坐在椅子上三三两两地闲谈，晚风吹过来特别惬意。这些以前彼此互不相识的年轻人在深圳“深漂”，因为居住空间布局上的一点改变，就连接成了一个新的小小共同体。同时又因为阿婆的小卖部卖啤酒、饮料，这些年轻人就和阿婆聊天，听阿婆讲她1980年代来到深圳，如何见证了小渔村慢慢地发展起来，变成今日的深圳，城中村又如何被大面积改造，最终她就变成了昨日世界里的一部分的故事。你看，就是很简单的几把小椅子，将两个世界连接在了一起，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刘擎：严老师是社会学家，他特别注重在地的经验性的感受。他讲的这个小故事给我一个启发，那就是生活还是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空间可以被打开。刚才谈及自我的重构，我也讲过很多次，自我是一个关系性的概念。刚才严老师说到面对面交谈的临场感或者现场感，确实无法被线上交往所取代。让我们多想想线下能做什么。可能在你看完这段文字之后，你就走出去跟人家约起来，约饭、约散步或跑步、约一起聊天或放风筝，然后生活中的那些火花就会在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中产生，在自己的思想中闪烁亮光，可能带给你新的线索，甚至一个新的通道，打开新的世界。
严飞：我们想要抵达明日的世界，那如何去抵达呢？实际上是你在今日世界的每一个选择，决定了明日世界的路径。在世界的浮沉中，我们或多或少都在寻找通向自己出口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尽管有着大大小小的困难，但我们应该努力从更广阔的维度来思考，向世界打开自己，看见多元生发的可能性。当我们认识到我们的认知边界正在不断拓宽，我们的内心将变得更加坚韧，即便明日的世界是如此陌生、让人忐忑，我们也将不再害怕。正如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里写道：今天，我们心神不宁地怀着破碎了的心情，像个盲人在恐怖的深渊中四处摸索，我依然能从中看到曾照耀我童年的星辰，用这种继承下来的信念，认为这种倒退只是“前进”过程中的一个间歇，以此来安慰自己。
刘擎：好，总结起来说，从“昨日的世界”抵达“明日的世界”，就是要对昨日的世界有一个更透彻和复杂的看法。昨日的世界其实不是一个单一的世界，它是非常丰富的，它有升降起伏，有盛衰，也有高峰和低谷。在那些年代里，始终存在一些让人觉得珍贵的、有价值的理想和目标。当我们认识了昨日的世界，现下要通向明日的世界，首先是要澄清，然后坚持我们认为最有价值的东西，打开自己和生活的空间，开展有意义的人际往来，在相互碰撞和交流中，诞生关于生活的新想象，激发生机勃勃的生命力。如此这般，在一个哪怕并不是特别友好的环境条件下，你也可以活出生命的光彩。
严飞：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在异乡漂泊，一边渴望着精彩人生，一边付出巨大的代价，身在其间的每一个人，都无法幸免。为了动辄几百万的高额房贷，每天起早贪黑、披星戴月，到了周末就累得只想躺在家里吃外卖、刷短视频。这样的异乡生活，是否意味着一种巨大的妥协与牺牲？在强烈的无根感面前，我们应该怎么办？在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到底应该做出何种选择？用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在《大城市与精神生活》一文中所提出的一个经典问题，就是：“一个现代人在城市生活中如何保持独立个性并存活？”
我最近发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年轻人沉迷上了社区夜校。40元就能在夜校里上一节乐器、刺绣、书法或绘画课，这些活动也变成了年轻人逃离日常工作单调性的一种方式，尤其是对于那些在公司格子间里拼命对齐颗粒度的年轻人来说，他们的精神世界无处寻觅，下班后去健身又太贵，反而是在社区夜校里找到了一方新的天地。通过这些课程，他们不仅可以学习到有趣的新技能，并且还会结识许多志同道合的新朋友，这些在他乡漂泊的年轻人就这样一下子自然连接了起来。
刘擎：这特别有启发性。最近在上海也开始流行年轻人上夜校的风尚，这是他们尝试让自己和自己喜欢的事物、和周边世界建立联系的努力。我觉得人类学家项飙老师讲的那个“附近的消逝”是不可避免的，要想在原来的地理位置上重建“附近”非常困难。但在另一方面，你总是可能重新建立自己的“附近”，也就是说，无论你走到哪里，都可能在你的所到之处去寻找和培养自己与“附近”的关联，这其实就是安顿自己。当然，这在今天比在传统社会要难得多，但也总有可能在异地他乡重新安顿自己。以前苏东坡写过一首给朋友的诗，其中有一句就说“此心安处是吾乡”。怎么才能安心？我觉得仅仅在一个地方找到工作可能是不够的，你要进入一个社群，有自己的community，上夜校可能就是一个方式。
严飞：需要人和人之间那种真实的连接，而不是把自己完全抛置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现代人需要建立一个精神上的故乡。俗话说“三十而立”，立的不是金钱的饱满，而是个人的精神世界，一个活在世界上感到意义的生活锚点。刘擎：对，就是要应对那种悬浮的、无根的状态。这需要你在一个地方扎根，这不是说一辈子也不离开某个地方。而是说无论到哪里，都要与周遭的人与物发生深入一些的关联，否则就只是过客。比如，我们在这里访学只有十个月的时间，就在此地结交了许多不同的朋友，有美国人，有海外客居的华人，也有和我们一样的访问学者和留学生。大家一起吃饭、出游和交谈，慢慢就找到了社群的感觉。我们不会因为远离故乡熟悉的环境就封闭自己，在陌生的环境里更需要打开自己。当然，结交朋友也是有选择性的，往往是和你有共同爱好的人，也会有吸引你的“他者”。你没有办法独自扎根，总是要建立某种connection，有了这种联结，才能扎根，让自己在异乡的生活也能蓬勃生长。
严飞：在形成社区的过程中，经常会有意外的惊喜出现。例如，你可能会发现某人和你来自同一个地方，大家都可以讲出地道的家乡方言。芭芭拉·卡森就曾说，乡愁背后是语言，是对某种语言的眷恋。语言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载体，它映射出我们对家乡的怀念，一旦大家说起家乡话，马上就能打成一片。上个礼拜我去了趟加州，拜访我以前的老师和同事时，遇到了一位新朋友。我们坐下来刚刚聊了五分钟，就发现原来是老乡。
严飞：对，不仅是南京老乡，而且我们的父母曾在同一个单位工作，甚至我们的爷爷辈也是。从小我们就生活在同一个单位院子里，上同一所小学和中学。这种连接一旦被发现，我们马上就开始用南京话聊了起来，分享旧时街道的记忆、过去的老师。比如小学的老师，她叫什么名字，教过什么科目，你还记得吗？我们还开始分享小学时候的照片。虽然刚刚认识五分钟，但十五分钟后我们之间就建立起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正是这种共同的语言背景，带来了意外的惊喜。
刘擎：我们谈了这么多，对于如何面对乡愁这个问题，会有什么启发呢？当然这是没有什么标准答案的，当今这个世界上谁会有标准答案？但我们的对话可能提供某种思路，或者说是某种参吧。
刘擎：我想说，人们完全可能在任何一个地方来扎根，并与所在之地相互发生影响。比如说今天我跟严老师一起拍摄视频的这个地方，是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这是哈佛大学的地方，但你会发现我们的背后有汉字的书法条幅。现在也有些师生在争取，关于中国的研究是不是可以用中文来写博士论文？因为有些与法语和德语相关的专业已经开始这样做了。
刘擎：对，前不久我参加过一个会议，是费正清中心和亚洲协会主办的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有美国的汉学家、中国研究专家，也有母语是中文的中国学者，在这个会议上，主办方就提议，让与会者自己选择用自己最熟悉的语言来发言。另外我也发现，目前在美国各地的中餐馆，比30多年前我刚到美国留学的时候，要多很多，也要好得多。你看，世界也在流动中改变。一个四川人到上海工作，想念川菜的时候不用回四川，在上海也可以找到不错的川菜馆，现在中国人在美国也可以找到许多不错的中餐馆。
这让我想起一位我们共同的朋友，她有一个特别好的表达，就是当我们面对那种无根的漂泊感的时候，可能很容易失落，感到不知身处何处，好像是生活在“nowhere”，但是她说，我们可以将“nowhere”这个词拆解之后转变为“now here”，此刻就生活在这里。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一时找不到自己可以归属的地方，可能漂泊在北上广或者在异国他乡，但我们可以就从当下的这里开始，在这里重新扎根，就是“且认他乡作故乡”。这不是说你一定要在这里永远生活下去，而是说每在一个地方生活，你都可能在此地建立关联，与自己的朋友、亲人、志同道合者联结起来，然后重新将自己与内心最深的渴望关联起来，从而安顿自己。
严飞：尽管我们扎根异乡，在这里寻找着新的连接，不断地拓展我们的知识深度和生命的广度。但同时，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建议——我们可以随时启程，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回家！
刘擎：是的，随时都可以回去。每个现代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不同程度的异乡客，哪怕你留在故乡，也可能会心生一种异乡感。但应对乡愁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我们都有可能把nowhere变成now here，最后可能会找到一个地方，或者获得一种方式，能够跟自己生命当中最深刻的渴望建立紧密、亲切的关联，获得自在和从容，于是就有了自己的精神家园。
★ 学了那么多知识，离真实世界却越来越远？ 走过那么多风景，仍找不到那个真正可以安顿自己精神的“故乡”？在一个不被允许停下的时代，我们如何在确定性和开放性之间找到第三种选择？
★ 人生没有标准答案，世界就是参！奇葩说人气导师刘擎对话清华社会学者严飞，帮你在“卷”与“躺”之间找到第三种选择。一部当代东亚青年必备的反内耗指南，蔡康永、马东、李诞、梁文道、鲁豫、罗翔重磅推荐！
★ 两位顶尖学者的智识力量，八次人间清醒的疗愈对话，一本写给所有焦虑之人的“答案之书”。“无法确定方向的时候，做所有年代都值得做的事情。”这本书帮助你在内卷时代，更好地安顿自我。不必怀念过去，也不必过分寄予未来。人是通过自己的遭遇和叙事来建构自我的，去发现对你来说最有价值的、值得做的事情，那必定是一种成长，走向一种更健硕和更丰沛的心灵养成。
这本书诞生于两位作者在哈佛燕京学社访学期间的深度交流。他们以亲身经历为基石，在哈佛园的静谧角落，展开了一场场跨学科的思想交锋。这不仅是他们个人思想探索的见证，更是一种突破自我认知局限的勇敢尝试。他们通过对话，试图打破学科壁垒，将哲学与社会学的智慧融合，为读者呈现出一个更为广阔、深邃的世界图景。
两位学者的八次诚挚交心的智趣对话涵盖了教育、旅行、乡愁、痛苦等主题，带来一堂当代人找到自我确认的必修课。在面对内卷的困境时，书中的对话提醒年轻人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盲目跟随潮流。例如，在讨论职业选择时，引导年轻人思考自己真正热爱和擅长的领域，而不是仅仅追求社会普遍认可的“成功”职业。在精神迷茫方面，通过对人文教育、旅行意义等主题的探讨，帮助年轻人明白精神世界的丰富与成长同样重要。就像在关于《瓦尔登湖》的对话中，让年轻人意识到可以在简单的生活中找到内心的平静与力量，不必被物质和外界的喧嚣所迷惑。对于职业选择的困惑，书中鼓励年轻人拓宽视野，了解不同行业和职业的发展趋势，同时结合自己的兴趣和优势做出决策。比如，借鉴不同国家的职业教育模式和就业市场特点，为自己的职业规划提供更多元的思路。在人际关系、情感等方面，书中也从社会学和哲学的角度给予了启示，教导年轻人如何理解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以及如何在情感中保持独立与成长。
当“卷”与“躺”之间的挣扎让无数人迷失方向，对未来充满迷茫，乃至精神世界也在快节奏中逐渐迷失。这本书精准聚焦这些痛点，以深刻的见解和切实可行的建议，为你提供清晰的思考路径和行动指南。它帮助你理解时代困境的根源，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坐标，也提供了宝贵的思考方向和行动指南——“无法确定方向的时候，做所有年代都值得做的事情。”
刘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导师，哈佛燕京学者（2023—2024），综艺节目《奇葩说》第七季导师。代表著作：《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2000年以来的西方》《悬而未决的时刻》等。得到《西方现代思想》《西方年度思想述评》课程主理人。研究领域：政治哲学、西方思想史、现当代社会文化思潮。
严飞，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哈佛燕京学者（2023—2024），求学于牛津大学、斯坦福大学，研究兴趣集中在历史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文化社会学。著有《悬浮：异乡人的都市生存》《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学问的冒险》《城市的张望》等。看理想热门音频节目《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身边的陌生人：社会学家的10次追问》等主讲人。
1. 关注社会学和哲学研究，乐于探究和思考与人、社会、时代发展相关的命题，具有独立的判断和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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